七一啟示:網上動員引發民主新動力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大學立場無關。

 

五十萬市民在回歸日上街,接近六成來自中層社會,四成屬於專業及半專業人士,我們之前已有論述。根據我們當日在維園及遊行路線沿途進行的抽樣問卷調查結果,不足二十分一被訪者是與所屬團體同來,而只有三成四認為其所屬團體對其參加當日的遊行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七一遊行的動員屬於自發而非組織動員。

 

七一當日,我們除了在沿途進行問卷訪問外,我們還進行了另外一項測試性質的網上調查,一則掌握更多民意,二則測試網上動員的能量。本文就是要深入討論該項網上調查的結果,和電腦網絡的政治效用。

 

網上調查反應熱烈

 

網上調查的過程是這樣的:遊行當日,由我們組織為數二十多人的研究隊伍,在維園及遊行路線沿途,除了按時按點進行問卷調查外,亦同時向遊行人士分發了接近二萬張小傳單,邀請遊行人士在三天內到指定網址填寫問卷,但已接受訪問的人士則不在邀請之列。

 

為了分辨應邀人士與自發上網填寫問卷人士的意見,接近二萬份傳單都各有自己的編號,作為應邀人士的身份識別。傳單沒有邀請其他人士上網填寫問卷,但亦沒有阻止有關行為。結果,有關網站在三日內收到17,432張問卷,10日內收到26,330張問卷,14日內收到26,658張問卷。巿民反應熱烈,正正代表他們極之希望表達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若以巿民按日填寫問卷的數目作為巿民情緒的指標(見附圖),則最多參與遊行的巿民是在7月3及4日上網填寫問卷,分別有6,705和5,841份,然後以幾何級數遞減。不過,及至7月7日,高峰再現,明顯是因為當日零時過後,特首因為失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的支持而宣佈押後23條立法所導致。我們曾經考慮假期後上班,和「七一遊行」現場調查結果在7月6日面世的因素,會否推高巿民的回應意欲。

 

我們先考慮了7月1至3日的回應走勢,發現7月2日雖然是另外一個假期後的上班日,但回應走勢沒有放緩;此外,我們估計公佈調查結果可能同時降低部份巿民回應意欲。因此,我們最後認為主要是因為押後立法回應了遊行的訴求,所以推動了更多參與遊行的巿民上網發表意見。推而廣之,遊行示威的正面回報,除了能夠抒發巿民的怨氣,穩定社會外,亦會鼓勵更多巿民表達自己的意見,助長公民社會的發展。




一般網上調查的缺陷,在於(1)抽樣架不能超出電腦使用者,及(2)不能有效控制抽樣及回收過程,因此可能被有心人士操控結果。有鑒於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特別採取了下列措施:

 

首先,我們先處理七一遊行時在維園及遊行路線沿途以正規問卷調查方法獲得的數據,確定遊行巿民的人口結構,作為網上調查的基準。結果發現,在正規調查中,14%被訪者沒有上網。換言之,網上調查應該不能代表該等人士的意見。

 

其次,在接近二萬七千份網上問卷中,我們反復鑒別問卷的來源、日期及網絡標籤、填寫的單張編號、及部份關鍵內容等,從而把問卷的可信程度界定成為若干類別。鑒別過程簡列如下:

 

步驟一: 7月11日零時以後儲存之個案不作處理,保留26,122個初步有效個案。

 

步驟二:先撇除939個沒有回答個人資料的個案;餘下25,183個個案進入下一階段資料整理。

 

步驟三:110個問卷編號重覆二次以上的個案,篩選準則以最遲輸入的個案為準。

 

步驟四:12,190個重覆電腦網絡標籤的個案,根據其時間標籤、網址類別、及答案內容鑒別出懷疑或重複個案,予以撇除。

 

經過重複鑒定後,我們再把個案分類,然後與七一當日的正規問卷調查結果作出不同層次的比較。由於過程複雜,類別繁多,本文只集中討論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類別:第一類別屬於十日內上網填寫問卷,又能填上正確問卷編號的個案,共2,431個,屬於可信抽查樣本。第二類別屬於十日內上網填寫問卷,但沒有填寫問卷編號者,共22,599個,屬於可信自發樣本。審查紀錄,我們共發出19,350份邀請單張,而按現場正規樣本計算其中86%落入上網人士手上,則第一類別被訪者的回應率為2,431 / 16,641即15%。至於該等人士能否代表參加遊行而又有上網的人士,則尚待考究。

 

不過,單從自發樣本佔總數九成的比率,便可知道網絡動員的威力。我們在遊行當日所發的單張,並沒有要求巿民邀請其他人士上網填寫問卷。巿民自發宣傳這個研究,使回收的問卷增加十倍,反映了巿民發表意見的意欲。這種公民力量如果能夠好好發揮,是民間一種豐厚的資源。

 

網上動員為七一遊行建立基礎

 

分析各個樣本的背景資料,發現自發樣本中的專業及半專業人士的比例,比正規樣本和抽查樣本同樣高出6個百分比,達46%;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者達79%,分別高出23個及15個百分比;年齡方面,介乎20至39歲的比例則高出17個及14個百分比,達79%;性別方面,女性的比例有47%,高出7個及9個百分比。由此可見,以網絡動員出來參與網上調查的人士,主要是二三十歲持高學歷者。據我們了解,這個動員過程主要是透過私人電郵傳送調查的網址。換言之,這種自發動員的模式,亦可適用於一般政治參與的動員。

 

關於被訪巿民對遊行的訴求,網上樣本大致上與現場正規樣本的方向相同,但意見的強度則有所減退,大概是受到時間和後來發生的事情沖淡。表一顯示,逐日計算,特首董建華在7月1日只得9.9分,其後緩慢上升至7月5日的14.9分,但在宣佈堅持立法後,又立即回落至13.4分,直至7月7日宣佈押後立法,才穩步回升至7月10日的16.2分。董建華在整個樣本的得分是12.7分,國家主席胡錦濤得58.8分,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則有63.2分。另一方面,三位領導人在現場正規調查的得分是13.8、57.7和62.0分。兩種調查都證明示威巿民並沒有針對中央領導人。任何人士若果認為示威群眾是嘗試動搖中央政府的威信,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表一:特首董建華按日評分走勢(所有網上樣本)
 
評分人數
支持度*
標準誤差
7月1日
484
9.9
0.68
7月2日
4,225
10.7
0.24
7月3日
6,430
12.2
0.20
7月4日
5,511
12.6
0.22
7月5日
2,733
14.9
0.38
7月6日
1,565
13.4
0.46
7月7日
2,064
13.3
0.37
7月8日
1,016
14.8
0.55
7月9日
564
15.1
0.69
7月10日
320
16.2
0.93
* 0分代表絕不支持,100分代表絕對支持,50分代表一半半

至於被訪巿民上網的行為,表二顯示,網上樣本明顯較正規樣本活躍。在網上互通時事資訊、遊行訊息、評論時事、以至諷刺特首和政府的被訪者,在自發樣本中都超過八成,比正規樣本大概多二成,比網上抽查樣本約多一成。這個差距,差不多同樣顯示在「聯繫親友」和「一般網上討論」兩個項目上。數據顯示,網上討論和互通訊息,開發了另類的民意資源,為大遊行的自發動員建立了基礎。


表二: 被訪者上網行為
 
現場正規樣本
網上抽查樣本
網上自發樣本
基數
587
2,354
21,745
上網經驗
86%
97%
98%
網上聊天室的討論*
45%
45%
46%
一般討論*
57%
68%
74%
聯繫親友*
69%
85%
91%
聯繫不認識的人*
46%
49%
51%
互通時事資訊*
68%
76%
87%
互通有關時事的意見*
67%
73%
84%
互通諷刺特首或特區政府的訊息*
64%
72%
81%
互通有關遊行的訊息*
64%
71%
84%
* 在現場調查長篇問卷中回答「經常」、「甚多」、「間中」、或「甚少」者,該等提問在現場調查的短篇問卷沒有出現,所以基數只有587人

網上聊天取代傳統社會的街談巷議

 

在傳統的農村社會,市集中的街談巷議是人民互通信息和交流意見的主要渠道。及至現代傳媒的出現,大眾接收資訊的渠道改變了。不過,大部份人在決定自己對社會事件意見之前,還是需要參考其他人士的意見,包括意見領袖,和社交圈子的其他成員。近年在民意研究中非常流行的「沉默螺旋」理論,就是強調他人意見及輿論氣氛在形成主流民意過程中的作用。

 

隨著資訊科技年代的來臨,互聯網已漸漸成為最方便快捷、高度個人化而又能一點多向的資訊渠道。市集中的街談巷議,已蛻變成為互聯網上的閒言閒語。七一之前,我們就不斷收到諷刺特首和特首夫人的「抵死」電郵。這些郵件充滿創意,圖文並茂,充滿群眾的創作和智慧。對於一些敢怒不敢言的群眾,一個使人會心微笑的電郵笑話,遠勝耗資千百萬元的新聞廣告。

 

傳統社會的街談巷議,只能依靠族群社會的人際網絡慢慢傳播。就算在摩登時代使用語音電話,亦只能每次單對單地一傳十、十傳百。但網絡電郵的出現,就使傳播模式一下子變成一點多向,跨時跨地互通訊息。只要網絡暢通,劣郵未驅良郵,則電腦網絡的功能,只會與日俱增。很多專業人士本身無暇接聽電話,但個人化的電子郵件,往往就能在郵箱寄存,等待收件人有空時始行拆閱。這是電子郵件受歡迎之處,亦是動員該等人士有利之處。

 

七一遊行與網絡動員的關係,其實亦可從表三的數字加以說明。數字顯示,當被問及各種號召對巿民決定參加遊行的影響時,所有樣本中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朋輩之間透過人際網絡的號召。在正規樣本和網上抽查樣本中,電腦網絡的相對重要性分別排名第7及第8位,可謂相當類似。不過,在網上自發樣本中,由於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全面報跌,電腦網絡就進佔了第3位,顯示該等自發上網人士較受電腦網絡動員影響。


表三:各種號召對不同人士的影響力(回答「重要」/「非常重要」者)
 
現場正規樣本
網上抽查樣本
網上自發樣本
基數
1,154
2,431
22,599
朋友、同事、同學等人際之間的號召
68%
62%
67%
經報紙新聞報導的號召
66%
54%
53%
經網絡傳來的號召(包括朋友間的電郵)
54%
45%
52%
電台電話節目中的號召
65%
57%
52%
經電視新聞報導的號召
61%
52%
52%
報紙社論的號召
64%
49%
48%
家人的號召
51%
48%
45%
報紙專欄的號召
60%
46%
43%
宗教人士的號召
44%
36%
37%
我所屬團體的號召
34%
29%
31%
政黨的號召
44%
35%
29%

結合調查的其他數字,上網回答問卷的人士,尤其是自發樣本中學歷較高的年輕專業人士,明顯是較為積極在網上動員或響應動員的人士。對於該等人士,電腦網絡與一般文字和電子傳媒的作用,可謂不遑多讓。就傳媒使用而言,正規樣本中65%每天閱報,但網上抽查樣本就只有62%,網上自發樣本則更只有59%。但在上網經驗方面,正規樣本中只有31%每天上網兩小時以上,網上抽查樣本就有41%,網上自發樣本則更有47%。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正規樣本中只有25%是一些社會團體的成員,網上抽查樣本就有29%,而網上自發樣本則就有36%,顯示傾向在網上動員或響應動員的年輕專業人士,其實亦是較多與團體接觸的人士。

 

這就帶到本文要討論的最後課題:究竟那種模式的動員網絡比較適合本地民主社會的發展?街談巷議式的訊息傳遞,在現代社會已成過去。在比較傳統的華人社會,政治動員網絡往往與人情、面子和關係網絡連成一體。橫向的動員過程又牽涉千絲萬縷的利益交換;從上而下的動員,又往往強調權勢和族群紀律。共產主義的組織動員,又著重意識形態和群眾壓力。這些都是不利理性民主的發展,不合乎知識形公民社會。

 

人際、電腦網絡相結合

 

七一大遊行沒有強大組織的推動,屬於橫向傳播自發的群眾運動,參加者學歷水平偏高,一直保持理智、和平和忍耐,是香港人值得驕傲的自強運動。研究顯示,電腦網絡的動員作用不可一概而論,而是彰顯在部份遊行人士,尤其是對經常上網的高學歷、二三十歲的專業人士,起了不可磨滅的動員作用。

 

互聯網絡的傳播特性,是一點多向,跨時跨地,收件人可以即時回應,又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時間和方式處理。身份可以完全保密,亦可以分開不同保密程度處理。無論是動員其他人士,或是接受其他人士動員,個人和思想的空間都比較寬敞。當然,網上行為亦有不理性和不負責任的地方,但從政治動員的角度看,剔除面對面群眾壓力的影響,是比較進步和理性的。

 

可以預期,電腦網絡的普及,將會與日俱增。電腦網絡的出現,讓現代傳播媒介發放的訊息可以透過個人化的人際網絡更加廣泛傳播。個人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宜,又會超越一己的人際關係網絡。因此,人際網絡結合電腦網絡,將會是一鼓全新的動員力量,逐漸由學歷較高、年紀較輕的專業人士擴散開去,其影響力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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